当前，国内外形势较之于“双一流”建设实施初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向外看国际竞争加剧、大国关系复杂、科技发展迅速，向内看主要矛盾变化、社会经济及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增强，扎根中国大地、培养时代新人、实现民族复兴成为时代强音。“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中期评估已经完成，下一步该怎么办？助力赢得国际竞争、助力实现民族复兴、助力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助力推动高校健康发展应成为新时期“双一流”建设的使命方向，这需要开启国内高校“合作大于竞争”的战略思路转变，具体来说就是聚焦问题、务实创新、协同发展、一致对外。

一、我国高校重点建设战略与政策的继承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成为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选择，70年来虽然在内涵选择上不断与时俱进，但在政策方向上却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说，重点建设政策示范带动起整个高等学校的实力由弱变强，引领促进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支撑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高校重点建设的历史概述

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了“整顿大学、形成重点体制”的工作思路，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即是“有重点地稳步前进”。对此，周总理指出：“办事情总要有个次序。先搞重点，其他就可以逐步带动起来。比如综合大学办几个象样的，其他的也就会跟着学。”“如果把摊子铺得很大，没有重点，形式上好象配合了国家建设，实际上却不是。”

长达70年的高校重点建设政策实施经历的阶段内涵是：建国初提出了“抓住重点，带动全局”的办学方针；1954—1963年，分4批共确定出68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高校；1978—1981年，经恢复和发展确立出96所全国重点高校；1984—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将十多所高校列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1984、1986和2000年，教育部分别在55所高校建立研究生院；1995年，国家正式启动“211工程”建设；1999年，国家正式实施一流大学即“985工程”建设；2015年，“211工程”“985工程”完成历史使命，国家开始启动“双一流”建设。当然，这其中还包括自2006年起开始进行的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校”“骨干校”建设以及“2011协同创新计划”等。

（二）高校重点建设的巨大成就和问题挑战

“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作为一项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引领性政策，实施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十分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 推动了高等学校按教育规律办学乃至高水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必须改造国民党时期的旧大学及教会大学，重点高校无疑要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规律；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世界竞争，“211工程”“985工程”高校需要率先探索世界一流大学规律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入新时代，“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探寻“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大学发展之道。经过多年的重点建设，时至今日我国的高水平大学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 有效支撑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重点高校建设及与之相关的院系调整，使得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迅速满足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改革开放后，国家一系列的推动高水平大学发展的政策，不仅满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更是满足了国家迎接国际竞争挑战的要求。可以说，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示范带动了其他高等学校的发展。在党和国家重点建设高校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一批高等学校先行先试，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高等学校的办学和发展规律，并把总结出的经验传导给其他高等学校，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4. 推动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随着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发展，需求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重点建设高校政策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在不同层次类型区域培植“领头羊”，不断积累经验，带动形成了当今满足国家经济社会需要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面临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新局面，重点建设高校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示范作用在逐步下降，因为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引发大学发展的短期功利行为，唯指标问题越来越严峻；大学学科间的深度合作越来越少，竞争压力的增加对和谐有序的高等教育生态发展不利。这些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国家的期望，需要在今后的建设中予以政策调整解决。

（三）高校重点建设的阶段特征和政策重点

通过回顾分析看，我国高校的重点建设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相应的时代特征与实施重点。第一阶段从建国初一直到“211工程”的实施，第三阶段从“双一流”建设起至今，中间是第二阶段。三大不同的阶段，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且不断深化。

第一个阶段发展得比较漫长，主要就是“重点高校”建设，也包括把高校列为国家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和设立研究生院等。为什么把他们列为第一阶段？主要就是他们是“立足国内的现实选择”，政策特征非常鲜明。一是我们能动用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二是国家的需求非常迫切，三是我们办学经验不足。因此需要利用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设一批，成长一批，示范引领，带动整体。

第二个阶段就是“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时期。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后，我们开始“迎接世界竞争的挑战”，科学技术和一流大学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需要建设一些高水平大学，主动布局世界科技和人才制高点。这时国内高等教育界开始全面、大量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规律，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成就和国内外影响力十分巨大。但是，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开始来临，多样化特征显现，重点建设的示范作用开始减弱，因为在巨大的资源差距面前非重点建设高校想学也学不来，特别是高等学校发展也不能千校一面。

第三个阶段起源于“双一流”建设的开端。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教育要为实现“国家的理想，民族的复兴”服务，因此需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世界一流、中国特色”之路。同时，“双一流”建设的起因在于“211工程”作为一个项目面临结束，“985工程”作为一项工程建设也会有关闭之时，还有二者存在着的固化现象等，之前为解决固化、封闭问题也还曾实施过“2011计划”。起意很好，实施也很有效果，但大学间、学科间的竞争也相当惨烈。

二、新时代的变化与要求

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与地位作用也正在经历着变迁，未来的“双一流”建设需要适应和引领这种变化。

（一）新时代高等教育必须重视的发展环境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代中国、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最大历史变革，高等教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需肩负什么样的责任担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迅速改变社会的形态和业态，新兴科技带来的变化将远超我们现有的认知，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美贸易战究其本质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更是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高等教育如何培养出支撑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迈向普及化阶段，这既是量的跨越也是质的飞跃，社会与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广泛，高等教育如何满足这些多元、蓬勃的需求？这些时代之问均需要高等教育给予解答，高等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高等教育必须正视历史地位责任担当的变化

这种地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生性，二是决定性。民生性与普及化阶段有关，未来社会大部分家庭都会与高等教育产生联系，因此高等教育本身一定会上升为民生问题，这不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因此不展开阐述。而决定性的意义更为重大，我们需要认识到高等教育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它与“双一流”建设关系也更为密切。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教育对“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不仅“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人民满意的教育就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总数已达 2 940所，研究生培养机构达到815个，本、专、研各级在校生数达到3 695.15万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3 833万人，毛入学率为48.1%。量变正在引发质变，面对普及化阶段的到来，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工作的牵动作用和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大。

在20世纪末，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经过20年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历史地位在不断增强，在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领头牵引作用日益显著。可以说，今日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将决定着我们社会发展的未来，决定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高下和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

（三）新时代高等教育必须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学习借鉴中前进，走的是一条世界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建设-实践”之路。因此，我们学习苏联、西方的高等教育，借鉴的痕迹要多些。而“双一流”建设，需要更多地去探讨自己的特色，以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在战略意义上原创作用更强。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8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辅相成。我们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办好高等教育，办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这就指明了“双一流”的建设方向——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之路。

“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命题也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回顾大学发展史，其第三职能的产生推动大学直接融入社会而走出了“象牙塔”，这是近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最根本的不同，进而推动了整个高等教育走向多样化。其中那些最能解决社会重大发展问题和科技前沿问题的大学，支撑了社会、引领了科技，大学成为社会的“发动机”“引擎”“轴心”，这些大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流大学。这说明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既需要借鉴国外大学成功的经验，更需要投身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问题，最后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模式。

三、新时期“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方向

面对时代的变化和要求，高等教育的战略方位需要重新思考，“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要能适应这种战略变化，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

（一）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战略方位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最鲜明的主题就是服务“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目标非常明确。为此，需要在育人和办学上下功夫，实现路径也很清晰。在育人方面，根本点就是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既要以德为先，也要有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办学方面，要扎根中国大地，在世界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中走出自己的模式道路。在总体布局中，要加强和完善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优质多样高等教育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全链条专门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需求。在重点领域上，要关注和融入国家区域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重点，急国家之所急，在关键技术攻坚克难、新经济新产业推动涌现上下功夫，支撑和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处理好的重要关系

1. 开放、竞争、合作。开放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属性，可带来思维的交流与碰撞，必须坚守；竞争可带来一定的张力，增强体制的活力，但需有度，恶性竞争也可能带来破坏作用；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大科学时代是合作共赢的时代，单打独斗难有大的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策及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需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营造开放办学的发展环境。

2. 学科、专业、学科群。学科和专业既是知识分类体系，也是制度安排，既可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也可遵循社会需求的逻辑，二者可一致也可不一致。学科暗含一个研究领域，专业则明显是一个育人概念，因此教师在学科内成长，学生按专业培养。学科发展主要依赖于院系的努力，大学层面主要考虑的是学科群、跨学科及新旧学科的交替问题。专业则更为复杂，依据设立的逻辑、基础、方式不同，学校、院系、教师的侧重点会有不同，但根本上是由教师提供课程（包括实习实验等）、学校安排课程、学生选择课程而形成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学校各方共同合力。

3. 学校、院系、教师。三者关心的重点不同，但有一致性。学校层面，首先需以育人为重，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同时还要考虑国家重大战略、科学前沿、大学精神、学科群建设、与区域产业联动等重要战略议题；院系层面，侧重的是学科本身的发展、毕业生就业及本学科教师的共同体利益，因为院系面对着与其他大学同学科及与本校不同学科两类竞争、合作关系；而教师层面，主要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学术声誉、科研项目经费论文，以及学生培养和个人授课情况。可以看出，学校重在方向，院系贵在奋进，个人荣于声誉。大学管理需要正视各方的取向差异，注重凝聚人心，促进形成合力。

4. 科研、教学、服务。三者同为大学基本职能，但受重视程度不一。在向世界一流的迈进过程中，科研受到空前的重视，但存在着错把教师的逻辑当作国家的逻辑问题，唯论文、唯项目现象远远超出对国家区域战略、产业关键技术的重视；自2018年6月全国高校教学工作会议召开以后，教学和人才培养受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高度关注，“金课”“双万计划”等教育部具体政策也纷纷出台，今后的重点是把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升教学质量的思想、政策真正落实下来；对社会服务的关注最弱，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其实也是大学有了社会服务第三职能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产物，因此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双一流”建设今后要解决的重大命题和实施路径。

5. 中央、地方、社会。三者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和环境。对于国家而言，“双一流”建设承载着国家的理想，《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国家需要“双一流”建设高校致力解决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扎根中国大地成为“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典范，希望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领头羊；对于地方而言，需要大学促进区域繁荣满足产业需要，站在技术前沿引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支持虽可能是整体的但更期望偏重于针对地方特色，双向互动、互利共赢是现实议题；对于社会而言，更侧重于文化氛围、底蕴和文明生态建设，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双一流”建设需要的思路变化

变化的方向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关键技术，加强合作、协作、协同，勇于创新和攻坚克难，共同为强国建设提供高层次人才、科技和文化支撑。

当前，中美贸易战、美国对我们科技企业的围堵及大学合作的阻碍使我们认识到，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开展伟大斗争。高等学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一定要发挥先导作用，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建功立业。

每所好大学、学科都有自己的长项，但不可能包打天下。过度竞争，不利于大学的生态，也不易产生合作。现在是大科学时代，合作有助于创新，有助于思维碰撞，这也是欧盟一直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大学跨国界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大学发展经历过改革开放后的开放、竞争，对一流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规律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又经历了综合改革推动着科学发展，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已然心中有数。今后，合作共赢是大方向，大学需要团结起来、优势互补、一致对外，共同完成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四、“双一流”建设的推进策略

“双一流”建设总体战略是扎根中国大地，聚焦立德树人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合作，实现内涵式发展。

（一）国家层面政策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跨越普及化的门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决定性作用日渐突出。新时代面对大国博弈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的重点建设政策需要有所转型，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

1.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根本问题，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神圣职责。不仅要有伟大理想、奋斗精神、道德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还要有决胜未来的能力。由此看来立德树人是一个全面的概念，需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因此才是根本任务。

2. 推动大学服务职能与研究职能的融合发展。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更加突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成为时代强音。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走出“象牙塔”，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是现代大学走向卓越的大方向，除古典、传统大学之外的后发型一流大学，均创立起自己的办学特色，形成了大学与区域、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生互荣。可以说，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产物，根植于社会服务职能；一流大学不是单纯靠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实际和现实问题中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国家强盛和地区繁荣，论文发表其实只是个副产品，体现着国家逻辑和教师逻辑的不同。这既为“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提供了实践依据，也为“双一流”建设提供了路径方向。大学发展需要服务国家战略，把学问做到中国大地上。

3. 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开放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属性，大学自产生伊始就是开放型学习型组织，后来又成为创新型组织。开放有助于文化交流、思想碰撞、思维互补，因此有助于创新，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以其师生的国际化及频繁的国际合作交流而立校。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大学更应该走在前列，我国的一流大学要与世界的一流大学相融相嵌，努力走向世界科技最前沿。这里，要特别摒弃把大学当作政府行政部门管理的观念，遵循大学的办学规律，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在美国对我国开展科技封锁的当今，高水平大学的开放意义将更加凸显。

4. 领衔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多种经济形态、产业状态、地区特征并存，“双一流”建设应能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满足社会的多样性，具体来说就是推动一流高等学校分类体系的形成。当然，“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在教育、创新链的上游工作，但也要在多样化方面带好头，成为不同领域的先导者。政策要善于发现和支持不同的好大学，推动特色发展，使全国近3 000所高校成为一个有序的群落系统，目标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

5. 把支持高水平大学发展制度化。具体来说就是把一流大学建设常规化，把一流学科建设动态化。我国的高校重点建设工作断断续续但持之以恒地已走过近70年的历程，慢慢地形成了一批高等学校的国家队，且常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建设思路是行之有效的。但到目前为止，建设工作仍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优点是重点突出、导向明确，缺点是不确定因素多、学校自主性小。既然这项工作要长期进行，且哪些是要重点建设的大学已基本明确，那么就可以变项目支持为常规支持，以适应新时代要求而增强这些大学之间的合作性。具体操作办法是增设这些大学标准拨款的一流目标系数，该系数由国家设定、绩效评价修订。而避免固化的问题交由学科的动态化解决，因为办大学其实也是办学科，学科的强弱同行们容易形成共识，学科的特色化也容易引导。其结果会使得一流大学发展的自主性、合作性增强，一流学科建设更加务实多元。

（二）学校层面关注的重点

“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一流建设大学，外要有全球意识，向世界同类最好大学看齐，学习其成功之道，借鉴其有益经验，善于开放勇于竞争；内要有奋斗精神，勇于创新而不是唯帽子指标，自我进取而不靠相互挖人，善于合作办出特色。

1. 要胸怀助力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规定的三个阶段的建设目标存在着“从行列到前列、从少到多的递进和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并进”，最后形成“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局面。这是一种国家理想主义情怀，最终目的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因此，大学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担当，把大学发展与国家发展紧紧相连，在服务民族复兴理想中实现自己的一流大学梦想。

2. 要致力培养引领时代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一流大学必须培养出一流人才，这些人才要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这是时代的责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需以“九个坚持”为根本遵循，率先办好一流本科教育，以担当这一时代重任。要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德能兼备上下功夫，心无旁骛地做好普及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前端和拔尖人才。

3. 要勇于融入和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开展伟大斗争，面对未来国际特别是中美竞争，“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超前布局科技大势和学科前沿，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赋能。这需要有战略眼光、合作意识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勇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新时代加大对传统学科的改造工作，努力使学校在世界科技高峰、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有自己的版图。

4. 要树立支撑区域经济文化的责任担当。大学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区域活力的源泉，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大学成功之路。“双一流”建设高校要牢固建立起为区域服务就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思想，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按主体功能区要求思考、布局自己的角色定位，以科学引领社会、以行动反哺区域，扎根中国大地办学。

5. 要维护良好学科、学术生态。“一流”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相互涵养的环境生态。“双一流”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自己努力重要，伙伴、对手同样重要，“一团团”“一群群”“一簇簇”地前进才能坚持到底，才能出好成绩。因此，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应该是一个此起彼伏的群落，个体间的鞭策、合作、竞争、互补更有效。调整要在动态中完成，动平衡远比静平衡好，学校有着建设学术生态的责任。在这里，跨学科中心组织模式的成长发展是大学层面的职责。

6. 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大学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用制度保障创新，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依法治校是最终努力的方向。这一治理模式应具有大学、政府、社会新型关系的体制活力，实现大学、区域、产业互动共荣的发展活力，调动大学内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办学活力，促进科学、知识、技术、人才跨国界流动的合作活力，开放、激励、约束并重。

（三）院系、学科层面的侧重

学科既是知识分类体系，也是制度安排。院系是学科制度性安排的基本载体，因此学科发展是院系拼搏奋进的应有之义，学科是院系学术共同体各位教师的“饭碗”。

1. 要以特色求发展，不断创新。“双一流”建设学科处于科技或产业的相对前沿，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是因为把相同相似的知识分类在一起，同一学科的学者构成同行；不可比是因为理论、应用、方向可能会各有差异，越是前沿学科的知识越不便归类。所以，一流学科不宜硬做量化比较、排名，硬做比较将限制发展、难以创新、难成一流。“双一流”建设学科要在鼓励追求创新的同时，注重发挥院系的积极性创造性，或实施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或以新科技改造传统学科，或发展前端应用研究。正是因为学科关乎自己的“饭碗”，相信院系定会精心对待。

2. 要以融合为方向，群落互补。知识分类或制度安排，都是依据客观认识的人为划定，这里面就有了人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也就很有可能出现“画地为牢”现象。但是，现实世界、科技突破、产业发展往往不是这样，创新一定要超出人们已有的认知，这也是国外大学学科口径多数比我们宽、又非常重视交叉学科、跨学科组织建设的原因。一流学科建设一定要加强合作、互补、融合、耦合、协同，发挥主干学科的集聚效应，促进学科“成群结队”发展。既保持已有特色学科的优势，又不阻碍创新，注重激发新兴学科涌现。

3. 要以人才为重点，培育大师。院系是学科的基本组织单位，没有大师的院系是很难被同行服气地认定为一流学科的，因此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关键。这需要在实战中锻炼学术领军人物，使他们敢于冲高，挑战科技或产业尖端问题，勇于引领学科发展。其中的关键还是制度和机制，“五唯”式的评价指标必须废除，以人情关系代替原则的晋升奖励方式也必须破除。要着力推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建立起广大学术人员醉心于学术的氛围，激励大家为理想、信念执着追求，切忌为指标而工作。

4. 要以硬件为基础，自主研发。一流学科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高水平实验室，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科技早已发展到大科学时代，对团队、合作、仪器、装备的依赖性很强。但是，这些大设备、大装置也不能单纯依靠花经费去买，买设备是基础，但仅靠买设备是成就不了一流的。大的创新需要的是“独门绝技”，最前沿的设备还是要靠研究者自己根据需要而改进或规模性地开展协同合作。一流的实验室必须有自己的专门化设备，对团队的能力匹配、协同攻关、优势互补要求会越来越高。

马陆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81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